红泥小火炉，小心会中毒：“围炉煮茶”有风险******
中新网北京1月29日电(刘欢)继露营、飞盘等户外活动在城市青年群体中掀起风潮后，“围炉煮茶”成为“新晋网红”。陶泥烤炉、一壶热茶、三五好友……文艺复兴式的围炉茶话会成为不少年轻人的社交消费新方式。
然而，近期也出现多起围炉煮茶导致的一氧化碳中毒事件。这届年轻人为何喜欢起喝茶？围炉煮茶正确的打开方式又是什么？
资料图：浙江一地“围炉煮茶”套餐 王题题 摄且将新火试新茶，架炉烧火烤棉花
据了解，早在唐宋时期，中国就已有煎煮茶汤、围炉夜话的习俗。煮茶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云南的火塘烤茶，即用陶罐子在火塘上烤茶，而后沏水；另一种是甘肃的罐罐茶，用土烧的小陶罐加水熬煮，加入红枣、枸杞等材料。
发展到现在，围炉煮茶的“火”在城市青年群体中烧得正旺。在传统习俗的基础上，现下的围炉煮茶还融合了新潮元素。
茶壶不仅可以煮传统的岩茶、普洱，还有奶茶、咖啡、果酒等。喝茶的地点也从小院延伸到胡同口、河岸边，或者自己在家动手烧炭煮茶。一些人还会在铁网上摆上红薯、花生、栗子，甚至串了棉花糖来烤。
中新网注意到，目前，围炉煮茶仍然处于社交消费的前沿。某社交媒体平台已有超72万篇笔记分享玩法攻略，短视频平台围炉煮茶话题下也已有45.9亿的视频播放量。
话题火热的同时，电商平台商家也闻风而动。从茶壶茶碗，到炭炉筲箕，商家都打上了“围炉煮茶”的标签。如果要在家里置办一套“围炉标配”，仅购买炭炉、茶壶等器具，最便宜的也要上百元。
而线下店铺单次消费套餐均价在300元左右，包含茶水和部分适烤茶点。
煮一次茶的价格并不低，但扬州一家的茶馆工作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生意出乎意料的好。”
资料图：成都一茶馆内，坐满了“围炉煮茶”的顾客。 岳依桐 摄此时情绪此时天，烧水喝茶小神仙
据了解，围炉煮茶自2021年左右就 在浙江丽水等地流行，后来逐渐在全国各地推广，并成为继茶颜悦色等中式茶底奶茶爆火后的又一新中式茶饮。
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新式茶饮的市场规模已达772.9亿元，预计到2030年，市场规模将接近2000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在国潮崛起和网红经济的驱动下，围炉煮茶社交属性强、能提供情绪价值，或将成为一种茶文化新习俗。
而围炉煮茶提供的情绪价值，正是近年来社会热议的“松弛感”。
国家高级茶艺师、国家高级茶叶审评师朱锦武曾对媒体说，“围炉煮茶”之所以能广泛流行，与其自身的魅力有很大关系。“冬季气温低，大家围着炉子看着茶水沸腾和水汽氤氲，在视觉上更具舒适度，还能唤醒儿时火塘烤火的记忆。”
沸腾的茶水、精致的点心、幽微的茶味……围炉煮茶将中式审美发挥到了极致，让年轻人从都市生活中短暂地抽离出来，用消费来的社交场景换取片刻“松弛感”。也正如宋代周邦彦的词中所言：“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资料图：浙江一地“围炉煮茶”套餐 王题题 摄多地出现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中新网梳理发现，围炉煮茶在刷屏的同时，一氧化碳中毒事件也频频发生。
近日，江苏省扬中市120急救中心接到一通急救电话，有一对母子倒在家中，急救团队到达时他们已没有了心跳。事后了解到，这对母子是饭后在家中围炉煮茶，导致了一氧化碳中毒身亡。
此外，上海、武汉、山东等多地都出现因在室内围炉煮茶不当而导致的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在密闭空间内使用煤炉、柴炉、燃气时，含碳物质不完全燃烧就会产生一氧化碳。人体在吸入后，会出现头痛、眩晕、心悸、恶心等症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赵丽曾对媒体表示，一氧化碳会对人体造成组织窒息，对全身的组织细胞均有毒性作用，尤其对大脑皮质的影响最为严重。
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此前曾为验证室内围炉煮茶的安全性，组织了一场模拟实验。
在一间约60平方米的密闭房间内，消防员点燃炭火，并实时监测一氧化碳的排放量。仅仅15秒钟，一氧化碳检测仪就发出了报警声(该检测仪在一氧化碳浓度达到0.002%时就会报警)。
1分50秒时，一氧化碳浓度就已经超过0.01%。不到3分钟，铁盆下方的纸张已烧焦一大片，竹制架子也被烧黑。
消防员表示，一氧化碳浓度一旦达到0.05%，就可以使人中毒，造成昏迷，甚至危及生命。室内燃烧炭火存在一氧化碳中毒及发生火灾的风险。他强调，使用炭火时，保持开窗通风，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体状态，火炉周围也不要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完)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彩神大发地图 |
